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教育的一种形式，文学教育往往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、情感共鸣与创造能力，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知识传递。在叶圣陶先生看来，“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”。正因如此，文学教育应当饱含真情实感，是一种能够唤起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教育。它是一种对生活与社会现实的理性认知，更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碰撞、激发、佐证的过程。在文科改革语境下，文学教育更要主动服务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，推动文科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范式创新，切实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、文化素养、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综合素质。

文学教育关注语言修养，对文学作品中的符号进行意义解读

文学教育是语言艺术的教育，这是区别于其他审美教育的最大特点。苏东坡曾云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格外重视诵读玩味和感知领悟。从我们的教育传统而言，文学教育一直是面向语言修养的教育，随着历史发展，不能止步于此。要通过对作品的阅读，从“能指”过渡到“所指”，深入剖析和解读其中各类符码的意义。古人正是通过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的诵读之法，来完成文学作品中符码意义解读。

现今的文学教育在重视文学作品阅读的传统上，关注对文学作品的细读，以一种带有可学习性、可操作性且具有一定科学化意味的文学鉴赏和批评方法，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描述、人物形象塑造、故事情节编排与主题思想呈现等，进而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深层生活现实、社会文化及审美层面的意义。

茅盾先生认为，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的“欣赏能力是第一步”，且文学教育中，写作实践的基础在于具备足够深厚的鉴赏能力。我们认为，文学鉴赏能力培养，应通过文学阅读促进语言修养提升，同时在熟稔语言表达的基础上侧重对意义的探寻。

具体而言，在文学教育中要强调文学作品语言方面的鉴赏，要对作品的语言修辞不断进行沉淀、咀嚼、品味，区别鉴赏语言表达的规范得体与个性审美的张力。譬如传统文学教育中，需要鉴赏《红楼梦》中不同人物个性化语言的表达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习惯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作品中诸多文学形象所具有的人格魅力、诗人气质和审美影响力。正如老舍先生所言，“‘论’文艺不如‘读’文艺”，要克服“光论而不读的毛病”。

文学教育中，学生文学经验的积累、思维的砥砺，都离不开其认知、理解基础之上的作品细读与文学鉴赏。应加强对作品的感知和赏析，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提升语言素养，加深对作品中符号意义的解读和对文学美的深度理解，体味和把握作品的审美意蕴，提高审美品位，形成审美能力，最终通过学习主体的文学审美鉴赏，实现从语言接受能力到语言表达能力的深度转换。

文学教育移情于形象，注重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感召力量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有言：“教，上所施，下所效也。”“育，养子使作善也。”这两句话透露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的特点。不仅如此，国外的教育也具有注重对人美德培养的传统。如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言，教育的所有内容可以用“道德”这一个词来概括。而文学教育在对人的道德培养方面的功用，要经由审美层面上升至道德完善的层面。这一提升的基础是生动的文学作品、鲜活的文学人物。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演绎反映美德的主题，从而开掘出对阅读主体而言巨大的美德感召力量。

具体而言，这种美好道德情操的培养，是通过让学生在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中，移情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继而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对其加以引导而得以实现的。文学教育及其内含的诗教传统，恰似一种寓教于乐的道德教育，通过阅读主体的移情反应达到平衡理性和感性的目的。

文学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品读，进而让他们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，将情感寄寓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上。他们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或悲悯或恐惧的情感宣泄，继而达到自身情感的释放与净化。正因如此，文学教育才能使学生收获轻松舒畅的快感，同时在道德上受到启迪教育，进而获得身心的和谐。

提及文学教育对人的道德及人格塑造方面的功用，梁启超先生的言说可谓精辟。他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中指出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先新小说。”意即变革文学的形式与内容、变革文学教育是树立新的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。文学教育对人道德塑造的功用可见一斑。

当下，科技突飞猛进，信息多元的生活愈加纷扰、喧嚣，也让人有身陷选择之中的烦恼。不以工具理性著称的文学，恰好能为焦虑、躁动的人提供得以诗意栖居的文化空间，为真善美性情的滋养提供养心安静之处。文学教育关键在于“立人”。文学的研习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，它潜移默化地陶冶道德修养、培养精神人格。而今，在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，中国传统教育这种富含伦理价值的优良传统更不应被遗忘与抛弃。

文学教育反映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，指向审美，唤起共情能力

叶圣陶先生在探讨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时曾坦言：文学是人生的表现，而人则可以借助文学得以更好地认识人生，继而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。在他看来，文学教育可以让学生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，还可以澡雪精神，培养学生的直觉、感情和想象。两方面的功用则共同指向对理想人格的塑造。

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意义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，以建构高尚、和谐的精神世界为大任。这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，虽然从其实践过程来看是内隐性的，但要实现这一心灵关怀，则需要借助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来达成。正如鲁迅先生以刀笔刻画出“铁屋子”般的旧社会，以其比喻国家四分五裂、民族陷于危亡、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现实，进而对千百年来禁锢国民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，意图带给人惊骇、震撼的情感反应，达到唤起民众、匹夫有责的社会功用。这种经由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，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审美，指向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情。

人文素养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，关乎逻辑与理性思考。它的内涵相较而言更为丰富，涵盖了情感道德、语言能力、精神领悟等方面。这些元素的平衡和协调发展，对人的审美及共情力的培养至关重要。而文学教育恰巧可以完成对人文素养潜移默化的培育。人自出生以来就有喜怒哀乐，更有向真、向善、向美的人性渴求。这种渴求一旦在文学中找到对应的触动，人心中的柔软之处、温暖之处、神伤之处等都能得到情感的慰藉与安抚。恰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，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，借由文学艺术得以发挥，进而收获难以比拟的心灵满足。这种心灵满足想要在文学教育中实现，就应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张的，进入文学的世界，想文学人物之所想，感他们之所感，要把自己摆进去，“烧”进去，不能“隔岸观火”。如此，才能经由文学世界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，走向主体审美与情感共鸣。

比如，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以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现实为背景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，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群像，书写他们的劳动与爱情、挫折与追求、痛苦与欢乐、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变革的冲突等。而孙少平这类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性与道德的闪光点，让读者在感受具体生动的人、事、景、物等组成的情节、氛围与情感之时，与之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，继而领悟到普遍意义上的人生真谛和精神觉悟，完成审美与情感的双向教育。

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新浪潮风起云涌，文学教育势必要发挥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教育特点，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、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，更要关注人与自身精神世界如何自洽。文学负载着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使命感，历来以构筑人的精神、升华人的思想、塑造人的品格而存在。文学教育从根本上而言，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共情能力，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育的重中之重。

（来源：创意写作国际班书院/作者：王 敏    刘维笑）

责任编辑：文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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