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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而能一:《文心雕龙》对建构中国创意写作学的启示
2022年11月2日 ⁄ admin ⁄ 评论数 1+ ⁄ 已影响 +

《文心雕龙》是一本专门探讨写作的理论著作,里面有许多关于创作的理论和方法。“博而能一”即其中之一。“博而能一”既要“博见”又要“贯一”,涉及意与物、言与意等方面的辩证统一。今天的信息化时代,各种检索引擎日益先进,信息检索轻而易举,所以人们写文章可以广泛引证。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现象,文章材料引证多多,但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主张,只见材料不见人。这样的文章自然繁乱失统。那么,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材料,又有作者呢?刘勰的观点对指导当下的写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创意写作源于西方,近些年来在中国比较兴盛,但基本上还是西方话语。今天,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创意写作学,这就不仅要吸收外来经验,更要传承本土智慧。中国古代文章学里面就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,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。《文心雕龙》就是一本专门探讨写作的理论著作。刘勰在《序志篇》里说:“文心者,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”所以,《文心雕龙》有许多关于创作的理论和方法,如“神与物游”(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),“三准说”(《文心雕龙·熔裁篇》),“入兴贵闲”“江山之助”(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)等等,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方法已有很多的阐发。这里就谈谈其中一个大家关注比较少的:“博而能一”。“博而能一”有久远的文化传统,涉及意与物、言与意等方面的辩证统一。

一、文本义涵与思想资源

“博而能一”出自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:

是以临篇缀虑,必有二患:理郁者苦贫,辞溺者伤乱,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,贯一为拯乱之药,博而能一,亦有助乎心力矣。

黄侃说:“四字最要。不博,则苦其空疏;不一,则忧其凌杂。于此致意,庶思学不致偏废,而罔殆之患可以免。”吴林伯串讲这段说:“说作者当行文构思时,总有两种毛病,一是情理晦暗不明,而苦于贫乏;二是文辞沉滞不清,而伤于纷乱。那么,增广见闻,就像给情理的贫乏以粮食;串通主题,就像拯救文辞纷乱的药石。”黄侃和吴伯林都是在材料与构思之关系的维度来理解“博而能一”,切合文本义涵,却是不够的。下面试从意与物、言与意等多方面来阐释其文章学意义。

“博而能一”处理的是“博杂”与“单一”即多与一的辩证关系。早在先秦时期,先贤们就思考过这一对关系。因此,可以说,“博而一”有久远的文化传统。

道家主张“抱一”以应对博杂的世界:“载营魄抱一。”(《道德经》第十章)“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”(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二章)这个“一”即“道”。这个“一”非常重要,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不可或缺的要素:“昔之得‘一’者:天得‘一’以清;地得‘一’以宁;神得‘一’以灵;谷得‘一’以盈,万物得‘一’以生;侯王得‘一’以为天下正。”(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九章)“道生一。”(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一章)在老子看来,“‘道’是一切存在的根源(万物之宗),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。‘道’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(The primordail natural force),它具有无穷的潜在力和创造力。万物蓬勃的生长,都是‘道’的潜在力之不断创发的一种表现。从万物生生不息、欣欣向荣的成长中,可以看出‘道’有一种无穷的活力。”在这里,“道”与“天地万物”的关系就是“一”与“博”的关系,天地万物看似混乱博杂,但究其根本还是要归之于一。

儒家主张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其思维向度也是在处理“博”与“一”的辩证关系。《论语》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次对话:

子曰:“赐也,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?”对曰:“然,非与?”曰:“非也,予一以贯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子贡等人以为孔子的博学多才靠的是“多学而识之”,这是“博”。但实际上孔子并不是靠多学多记,孔子靠的是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“道”,这是“一”。“一”具体是指什么呢?“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孔子始终如一地坚守的是忠恕之道。孔子在“博”与“一”之间,选择的是“一”。何晏注曰:“善有元,事有会。天下殊途而同归,百虑而一致。知其元,则众善举矣。故不待学而一知之。”何晏所引,出自《周易·系辞传》:“子曰:天下何思何虑?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?”东晋易学家韩康伯注曰:“苟识其要,不在博求,一经贯之,不虑而尽矣。”“殊途”“百虑”是“博”,“同归”“一致”则是“一”。面对纷纭复杂的天地万象,圣贤采取的应对方略是以不变应万变,道通万象,一以贯之。

刘勰显然深受先贤们“博”与“一”辩证思想的影响,并且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到文学思想的阐释当中,生动地阐明“博”与“一”的辩证统一关系。“博而能一”既要“博见”又要“贯一”,“博而能一”表面上涉及材料与构思的辩证关系,但实际上,这四个字涉及意与物、言与意等多方面的辩证统一,并贯穿于在《文心雕龙》的诸多篇目。

二、意物之间:纷回与闲静

从思维与世界的角度来说,人类的心灵和外在世界之间,也即意与物之间往往是不对等的关系。世界纷纭复杂,老子曰:“五色令人目盲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人口爽,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,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,故去彼取此。”(《道德经》第十二章)“五色”“五音”“五味”指代纷扰复杂的天地万象,这是”博”,它们令人“发狂”“行妨”,如何才能使人安定专一呢?圣贤的做法是“为腹不为目”“去彼取此”,也即摒去外在物欲的干扰,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安定专一。《庄子·达生》: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。”说的也是这一意思。

对于纷纭繁杂的世界,陆机已有充分认识,他说:“遵四时以叹逝,瞻万物而思纷。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。心懍懍以怀霜,志眇眇而临云。咏世德之骏烈,诵先民之清芳。游文章之林府,嘉丽藻之彬彬。”四时之万物、先民之文章,足以使人“思纷”、咏叹,面对纷纭繁杂的世界,作家的心意容易动荡驰骋,从而无法准确把握外界,即所谓“恒患意不称物”。“体有万殊,物无一量,纷纭挥霍,形难为状”。那么,作家的主体思维如何才能恒定专一呢?陆机认为,此时此刻作家要“收视反听,耽思傍讯”,也就是要摆脱一切世俗的干扰。陆机显然受玄学思想的影响,这跟老庄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对于纷纭变幻的世界,刘勰也有深刻认识。从自然界来说,“春秋代序,阴阳惨舒,物色之动,心亦摇焉。盖阳气萌而玄驹步,阴律凝而丹鸟羞;微虫犹或入感,四时之动物深矣。……岁有其物,物有其容;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。一叶且或迎意,虫声有足引心。况清风与明月同夜,白日与春林共朝哉!”(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)春秋代序、物色纷回,足以摇荡性灵,所以得江山之助也。从世道人生来说,朝代兴亡、世情变幻,足以“风动于上,而波震于下”(《文心雕龙·时序篇》),治世则人心安以乐,乱世则人心怨以怒,亡国则人心哀以思。纷纭变幻的世界与作家心态需要持守之间似乎形成一对矛盾,从“博见”角度来说,要求作者见多识广、博览群书。见多识广,包括丰富的社会阅历、江山之助;博览群书,指广泛学习,要传承经典。但同时,人的心思容易受外界干扰,甚至随波逐流、丧失自我。面对这纷纷扰扰的世界,作家必须心态恒定、持守始终。这就要处理好“博”与“一”的辩证关系。

那么,到底如何才能处理好外在世界的“博”与心灵世界的“一”之间的关系呢?刘勰说:

古人云:形在江海之上,心存魏阙之下。神思之谓也。文之思也,其神远矣。故寂然凝虑,思接千载;悄焉动容,视通万里;吟咏之间,吐纳珠玉之声;眉睫之前,卷舒风云之色;其思理之致乎!故思理为妙,神与物游。神居胸臆,而志气统其关键;物沿耳目,而辞令管其枢机。枢机方通,则物无隐貌;关键将塞,则神有遁心。是以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,疏瀹五藏,澡雪精神。

刘勰的主张显然受陆机《文赋》的影响。文思可谓远矣,可以跨越时空,“神与物游”,但世界是丰富复杂的,如风云卷舒,变幻无穷。这是世界的“博”。这个时候尤其要“凝虑”,要“志气统其关键”,要“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”。这是作家主体思维的“一”。刘勰又说:“是以四序纷回,而入兴贵闲。”(《文心雕龙·物色篇》)四季景物“纷回”,这是世界的“博”,作家心态要“闲”,这是主体的“一”。

三、言意之间:万途竞萌与乘一总万

在“言”和“意”之间,也有一个“博”与“一”的辩证关系。作家刚进入创作状态时,头脑中有许多素材,思维也很活跃,可谓文思如泉涌,但也难免头绪繁乱,这就是“博”。如何理出一条线索、树立一个主脑把这些头绪贯穿起来,这就是“一”。

对于“言”与“意”的对立统一关系,陆机担心的是“文不逮意”,作家胸中有“百世之阙文”“千载之遗韵”,更受外界“朝华”已披、“夕秀”未振的感化,思维繁杂,这就是世界的“博”。如何才能“观古今于须臾,抚四海于一瞬”“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呢?关键就是要有“一”,这样才能“选义按部,考辞就班”。传承陆机在这方面的思考,刘勰作了进一步的阐发:

夫神思方运,万途竞萌,规矩虚位,刻镂无形。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,我才之多少,将与风云而并驱矣。方其搦翰,气倍辞前,暨乎篇成,半折心始。何则?意翻空而易奇,言征实而难巧也。是以意授于思,言授于意,密则无际,疏则千里。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,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。是以秉心养术,无务苦虑;含章司契,不必劳情也。(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)

“神思方运”之时,“万途竞萌”,情意充盈于山海之间,胸中多少才情,可与风云并驱,此时正是“气倍辞前”,这是心绪之“博”。这个“博”掌控得好则“密则无际”,不好的话则“疏则千里”。那么如何才能掌控好呢?刘勰提出两点。一则“秉心养术”,吴林伯认为,也即“秉养心术”,“心术”者,心情也。二则“含章司契”,漂亮的言辞如工匠之司刻,“契,同栔,刻也”。“秉心养术”主心意,“含章司契”主言辞,两者相互配合、连贯,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心意之“博”和言辞之“一”的关系。具体体现在材料与思想、材料与结构技法等方面。

就材料与思想层面来说,众多的素材要有一条思路串接起来。作家写作,当然要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,“积学”才能“富才”。刘勰说: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怿辞。”(《文心雕龙·神思篇》)《文心雕龙斟诠》说:“前三句论平时准备工夫;谓平日总须多读书,累积学识,以储蓄宝藏;多体验,斟酌情理,以丰富才力;多观察,研精阅历,以穷彻照鉴。此三者相需相济,有其一贯性。”多读书、多体验、多观察,目的都是为了文章写作时材料的“博”。“驯致以怿辞”就是顺着作者的思维情致组织恰当的文辞,这是把平时准备的广博的材料贯穿起来的“一”。

对于材料之“博”与思想之“一”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,刘勰在其他篇章也多次阐释:“是以将赡才力,务在博见,狐腋非一皮能温,鸡蹠必数千而饱矣。是以综学在博,取事贵约,校练务精,捃理须核,众美辐辏,表里发挥。”(《文心雕龙·事类篇》)丰赡的才力基于作者平日的博见和博学,写作用事之时则“贵约”“务精”。黄侃在阐发这段文字时,说到汉魏以下文士的著述出现“才为学累”的现象,颇为中的:

逮及汉魏以下,文士撰述,必本旧言,始则资于训诂,继而引录成言,(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,观二《汉书》可见。)终则综辑故事。爰至齐梁,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,用事采言,尤关能事。其甚者,捃拾细事,争疏僻典,以一事不知为耻,以字有来历为高,文胜而质渐以漓,学富而才为之累,此则末流之弊,故宜去甚去奢,以节止之者也。然质文之变,华实之殊,事有相因,非由人力,故前人之引言用事,以达意切情为宗,后有继作,则转以去故变新为主。陆士衡云:虽杼轴于予怀,怵他人之我先,苟伤廉而愆义,故虽爱而必捐。岂唯命意谋篇,有斯怀想,即引言用事,亦如斯矣。是以后世之文,转视古人,增其繁缛,非必文士之失,实乃本于自然。今之訾謷用事之文者,殆未之思也。且夫文章之事,才学相资,才固为学之主,而学亦能使才增益。故彥和云:将赡才力,务在博见。然则学之为益,何止为才裨属而已哉?然浅见者临文而踌躇,博闻者裕之于平素,天资不充,益以强记,强记不足,助以钞撮,自《吕览》《淮南》之书,《虞初》百家之说,要皆探取往书,以资博识。后世《类苑》《书钞》,则输资于文士,效用于□闻,以我搜辑之勤,祛人翻检之剧,此类书所以日众也。惟论文用事,非可取办登时,观天下书必遍而后为文,则皓首亦无操觚之事。故凡为文用事,贵于能用其所尝研讨之书,用一事必求之根据,观一书必得其绩效,期之岁月,浏览益多,下笔为文,何忧贫窭。若乃假助类书,乞灵杂纂,纵复取充篇幅,终恐见笑大方。盖博见之难,古今所共,俗学所为多谬,浅夫视为畏途,皆职此之由矣。又观省前文,迷其出处,假令前人注解已就,自可因彼成功,若笺注未施,势必须于翻检。然书尝经目,翻检易为,未识篇题,何从寻讨?

黄侃认为,汉魏以来作者或“资于训诂”,或“引录成言”,或“综辑故事”,有的甚至以专拾“细事”“僻典”为高,这样就出现“学富而才为之累”的“末流之弊”,所以要“去甚去奢,以节止之者也。”这是很有见地的。黄侃说到《汉书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书的得失,分析得很透彻。就拿史书来说,面对千百年的历史,如此繁多的人物和事件,如何才能“弥纶一代”呢?刘勰提出“寻繁领杂之术”:

至于寻繁领杂之术,务信弃奇之要,明白头讫之序,品酌事例之条,晓其大纲,则众理可贯。然史之为任,乃弥纶一代,负海内之责,而赢是非之尤。秉笔荷担,莫此之劳。迁、固通矣,而历诋后世。若任情失正,文其殆哉!(《文心雕龙·史传篇》)

刘勰认为,“寻繁领杂之术”的要领在于“明白头讫之序,品酌事例之条,晓其大纲,则众理可贯”。所谓“序”“条”“大纲”“可贯”云云,即要使博杂的人和事归之一定的框架和条理。就其要旨,依然是处理好“博”与“一”的对立统一关系。

就材料与结构技法来说,众多的材料要通过弥纶一体的结构框架、语句建构起来。刘勰说:

何谓附会?谓总文理,统首尾,定与夺,合涯际,弥纶一篇,使杂而不越者也。若筑室之须基构,裁衣之待缝缉矣。……凡大体文章,类多枝派,整派者依源,理枝者循干。是以附辞会义,务总纲领,驱万涂于同归,贞百虑于一致;使众理虽繁,而无倒置之乖;群言虽多,而无棼丝之乱。扶阳而出条,顺阴而藏迹,首尾周密,表里一体:此附会之术也。(《文心雕龙·附会篇》)

作文就像做房子,要把许许多多的砖瓦一一结构起来。也像做衣服,要把一块块零碎的布料缝缉起来。这样,“众理”就“无倒置之乖”,“群言”就“无棼丝之乱”,从而达到“博”与“一”的对立统一。这就要靠文字的联结、排比和组合。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·韦勒克说:“文学家是联想(‘机智’)、断想(‘判断’)和重新组合(以分别体验的因子组成一个新的整体)的专家。他应用文字作为自己的媒介。”刘勰引用《周易·系辞传》“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”,来说明附会之理,前面我们说过这是“博而能一”的重要思想资源。刘勰又说:

夫设情有宅,置言有位;宅情曰章,位言曰句。故章者,明也;句者,局也。局言者,联字以分疆;明情者,总义以包体:区畛相异,而衢路交通矣。夫人之立言,因字而生句,积句而为章,积章而成篇。篇之彪炳,章无疵也;章之明靡,句无玷也;句之清英,字不妄也:振本而末从,知一而万毕矣。(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)

章句就像人住的房子,可以安置情感。人的情感如衢路交通、四通八达,章句则可以“分疆”“包体”,从而“振本而末从,知一而万毕矣。”这就把“区畛相异”的情感统归一处,“章总一义,须意穷而成体。”(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)刘勰说:“乘一总万,举要治繁。思无定契,理有恒存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总术篇》)文术多门,举要治繁则是关键之术。

四、后世影响和当代启示

刘勰的“博而能一”,对于后世文章学理论有很大影响,对于今天我们的文章写作(包括创意写作)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因为越到后世,书籍越多,可资引用的材料也就越多。如何处理好“博”与“一”的关系就越来越成为问题。

多读书固然重要,但一味强调“读书破万卷”也未必就能写出好文章。有人称饱读诗书却不会作诗的人为“书厨”“书楼”“书肆”。《南史·陆澄传》:“澄当世称为硕学,读《易》三年不解文义,欲撰《宋书》竟不成。王俭戏之曰:‘陆公,书厨也。’”金代人称无书不记的人为“著脚书楼”:“赵元考彥若,周翰之子也。无书不记,世谓著脚书楼。然性不伐,而尤恭谨。”清代人称这种人为“书肆”:“文无神思,虽才富辞繁,仅同书肆。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,政其思力高妙也。”为什么饱读如“书厨”“书楼”“书肆”了还写不好诗文呢?因为这些人只有“博”没有“一”,这个“一”就是要有自己的思想、思路、语言和章法。清代李渔《闲情偶记·词曲部·立主脑》:“古人作文一篇,定有一篇之主脑。主脑非他,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。”刘熙载:“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,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,若非慎辨而去取之,则差若毫厘,缪以千里矣。”刘熙载又说:“《文心雕龙》谓‘贯一为拯乱之药’,余谓‘贯一’尤以泯形迹为尚,唐僧晈然论诗所谓‘抛针掷线’也。”(《艺概·文概》)强调刘勰“贯一”思想的重要性。刘熙载又说:“治胜乱,至治胜治。至治之气象,皞皞而已。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,更当跻而上之。” “秩然有条”就是刘勰所说的“博而能一”中的“一”。近人李刚己评《答李翊书》:“昔归熙甫论为文之法,谓如儿童放纸鸢,愈放愈高,要在手中线索牢,此文中幅历叙平生为学之方,一层深一层,即所谓愈放愈高也。而其行文则一线穿成,半丝不乱,即所谓手中线牵牢也。” “一线”也是“博而能一”中“一”的意思。

“博而能一”对于当代文章写作也有指导意义。据报道,2021年3月举行的全国“两会”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指出,当前社会上出现碎片化阅读流行、写作能力和汉字书写能力严重滑坡、逻辑思考能力降低等普遍现象。这个建议可谓切中时弊。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,碎片化、图像化无处不在。手机成为人的“器官之一”基本上“机不离身”,碎片化的信息成超级几何级数涌来,处身繁乱的信息海洋,人类心神不宁、心绪繁乱,所以,更需要“博而能一”这个拯乱之药。单就写作来说,今天的信息化时代,各种检索引擎日益先进,信息检索轻而易举,所以人们写文章可以广泛引证。但同时又出现另一种现象,文章材料引证多多,但就是没有作者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主张,常常出现“只见材料不见人”的现象。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引经据典,学问高深,实质繁乱失统,甚至没有思想主见。那么,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材料,又有“我”呢?刘勰“博而能一”的观点对指导当下的写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(来源:创意写作少年班书院/作者:吴中胜)

责任编辑:文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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